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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再找国家发改委。
很快就收到了发改委的正式意见：
一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和运营主体应由地方政府来承担”。
好了，想让国家出钱？不行！
二是“暂不在国家层面组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指导委员会’”。
这条更厉害。因为这句话本来不应该由发改委讲的，起码他是可讲可不讲的。可为什么就印成白纸黑字正式讲了呢？尚济民分析一定是有更高层的意思了，发改委才能堂而皇之出了文件。
听说后来项目发起者和推动者表示：这个项目要拒绝一切急功近利的东西，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简单的旅游项目，可能会有三四百年才行，需要几代人的积累。
既然如此，那就慢慢来吧。该城是一个宏伟的远大目标，何时建成，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孙子都是看不到了。
尚济民怕的就是这样的结局。历史赋予他一个建设国学馆的使命，但历史没有赋予他更多时间。他必须确保项目成功，而且是在他手上成功。
机关工作分成两大块：一块是日常运转，一块是做项目。
日常运转，就是一个机关的例行公事，上行下达，完成本职任务和上级交待事项，完成下级报来需要答复、批准的事项。
做项目，就是按照职能任务，至少是上个年度提出来的具有阶段性、时限性、可量化、可验收的工作。
项目一般是一年、两年的，也有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的。还有无期限延续的，叫做“经常性项目”。比如尚济民前任就弄了个出国培训项目，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每年组一个团，由机关人员和全国业务对口单位人员组成，出国进行业务培训。国家外专局每年提供部分经费。
机关虽然年年有外访任务，也尽量安排方方面面都有机会参加。但总是会有某个角落晒不到阳光，需要专门关照一下。地方同志更需要这个机会，经常有人私下里打电话，要求关照关照。所以这个项目很受欢迎，成为一个经常性项目。
建设国学馆就属于做项目，而且是一个大项目，一个前人从未做过、找不到任何可参照的项目。
在中国官场上，到了省部级，特别是主持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部门的一把手，中央的要求估计就是两条：控制局势、做出政绩。
控制局势，就是他主管、他负责的区域或者领域要稳定，要安全，不能出乱子。但谁敢保证不出一点乱子？煤矿瓦斯爆炸，百年一遇洪灾，半夜地震，全无任何征兆。暴力恐怖，群体上访，邪教闹事，剧院失火，校车翻沟，飞机失事，省长、书记再尽职勤政，也难完全掌控。为此落马的省部级主官，也并不鲜见。
当了大官，控制局势也并不容易。他要依靠一堆人才行。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官再大也没用。比如北方有个省长在乡下曾被警察铐在暖气管子上几个小时，司机开车逃出去才叫人回来解了围；南方有个省委书记就被拆迁失地农民挟持扣押，据说是经过化装才“返”回省城。可知高官手下没他可依靠的人，也会和普通百姓一样，经历许多戏剧性场面。这年头，早已不是你往台上掰活，众多百姓在台下听的年代了。老百姓现在什么都懂了，又上网，又看电视，又玩微信，又进城务工，又会维权，你懂得的他也懂得，你不懂得的他也懂得。弄不好你刚开口一讲，老百姓早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心里在想什么了。
常见一些官员，没有教养、没有学养、没有修养，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本事不大，毛病不少，整天虚头巴脑，一身匪气，自鸣得意，终有一天栽倒，被人不齿。
做出政绩，无非是经济上发展、业务上出成果等等。可做国学馆这事，并非上面压下来的工作，而是主动争取来的；并非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情，而是今年做可以，五年十年后做也可以的事；并非一个部门之直接业务范围，而是与各行各业都有关联之事。总之，做这个项目，弄好了也是吃力不讨好，更别说弄不好了。
尚济民就开始琢磨身边的人，无非是哪个可用，哪个不可用。而可用不可用的标准，首要考虑的既不是德，也不是才，而是忠诚度，而且首先是对他自己的忠诚度。
对一把手的忠诚度，也可以说成是一把手的信任。或者笼统说是组织的信任。怎么说无所谓，反正内容、实质都一样。
不是尚济民这样考虑，而是百分之一百一的一把手会这样考虑。什么“德才兼备”、什么“知人善任”、什么“政治可靠”、什么“综合素质”等等，潜台词只有一个，就是你对一把手的忠诚度。
这跟一把手的道德无关，只和一把手的职务有关。
谁若不信，无需再谈。他或者没做过一把手，或者在装。
尚济民把机关所有人都滤了一遍，又把外面推荐的若干人滤了一遍，大致有了初步的想法。
吃早饭的路上，他告诉秘书：通知下午三点开党组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