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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7月18日，她坐大巴去另外一个城市找了自己朋友，住了四天，下了一些馆子，买了一些衣服与化妆品，最后约好拍摄组，在23日坐车前往养蜂场，在那里拍摄了一天短视频，又做了几场带货直播，后和朋友去养蜂场附近新开的农家乐玩了，27号才回到镇上。
可以说从六月底开始，她人就不在村里了。
“杨明怡7月21日去的医院，说已经难受几天了，她首次中毒的时间很难推断，但我估计最早也是提前一个礼拜，7月十几号。根据尸检结果，最后一次摄入毒素，是在死亡前24小时左右，也就是7月23下午到晚上——”林鹤知看着杨小茉提交的车票与电子收据，“从这个角度上看，她的确拥有下毒的不在场证明。”
杨小茉好以整暇地坐在询问室里，抬起头时，她不知是有意还是会无意地看向天花板上的摄像头。女孩把一缕碎发撩去耳后，对着摄像头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
藏尸行李箱
监控室里，几个警员面面相觑。
杨小茉在当地算是个名人，派出所民警小王也有点着急，拉着单瀮问是不是能把小姑娘给先放回去，毕竟下午还有两场直播。
“她有下毒的不在场证明，但依然是购买老鼠药的第一嫌疑人。”
林鹤知靠在墙上，抱起双臂，捋了捋当前的思路：“那么有两种作案模式。第一种可能：单人作案——买药人即为投毒者——这种情况下，我倾向于凶手就是杨小茉，因为杨明怡频繁接触的人群里，只有这一个身高165的年轻女孩。她采用了一种不需要自己在场的投毒方式，并且，出于某种原因，巧妙地没有毒到其他人。大概率是一种，全家就只有杨明怡一人吃的东西——她在生病前吃了，出院后也吃了。”
林鹤知竖起第二根手指：“第二种可能：非单人作案，也就是说，案件中有一个买药的人，和一个杨明怡的家庭成员，来负责投毒。杨明怡家人与一个年轻的、身高165左右的女孩达成交易——可能是杨小茉，也可能是一个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触过的女孩——让她打扮成杨明怡的模样帮忙买药。”
“如果说，买药的这个女孩子和杨家某个人里应外合……”段夏眼珠子一转，小心翼翼说出了自己心里憋好久的话，“我最怀疑的人是她弟弟，杨明康。”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小姑娘身上。
“我以前在学校听老师讲过，一个案子没有头绪的时候，就应该分析谁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受益者——那个受益者很有可能就是凶手！”段夏越说越是愤愤不平，“而这个案子里，杨明怡活着嫁不出去，死了‘嫁’人，她弟弟才是这一切的最终得利者，不是吗？冥婚那些钱，全都是用来给弟弟买房的呀。”
“反之，杨小茉漂亮，有钱，前途一片光明！毒死杨明怡，对她有什么好处？她甚至都分不到冥婚的那一笔钱！”
林鹤知侧过头，似笑非笑地看了她一眼：“你怀疑杨明康，是因为你对这家人重男轻女的做法心存怨怼，而你觉得杨小茉没有嫌疑，是因为她扶贫大使的网红形象让你觉得她人美心善。”
段夏哑然：“……”
林鹤知淡淡地得出结论：“断案101，不要让个人情绪，或是先入为主的印象影响你对案件的判断。让实证做决断，而不是你的情绪。”
段夏咽了一口唾沫，沉默片刻，又扬起头：“……可是杨明康有一个女朋友！”她补充道：“当时他把手机给我们，单队点开微信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他朋友圈封面——是他和他女朋友在他们那个技术学校前的合影。”
单瀮回想起来，的确有这回事。
从照片上看，男孩的女朋友个头只比杨明康矮半个头，而杨明康本人就不是很高，大约只有170出头，所以，可以推断他女朋友应该和段夏，杨明怡差不多高。
“而且，而且得知了自己姐姐死于毒杀之后，他一直很沉默。就，就……反正我觉得他很奇怪。”段夏有些心虚起来。不得不承认，一些偏见一旦形成了——比如觉得这人有问题——那可真是越看越有问题。
不过，单瀮认为那个身高相仿的“女朋友”是一条可以跟进的线索，警方再次联系上了杨明康。
简单询问下来，杨明康女朋友就洗净了嫌疑。5月27日，技校还没有放假，两人都还在上课，如果要查，考勤记录与校园卡出入都可以作为两人的不在场证明。
女朋友的嫌疑排除了，不代表杨明康就没有问题。
可这次，杨明康的状态，是肉眼可见的不对劲，就连林鹤知都看出了他的紧张，满脸都大写着“欲言又止”。
单瀮问：“你是不是有什么想坦白？”
杨明康咬着自己嘴唇，沉默地点了点头，语气有些卑微：“……你们能不能保证，不要让我爸妈知道？”
单瀮微微挑眉，冷笑一声：“在不涉及违法的前提下，可以。”
杨明康闻言，看上去是松了一口气，小声说道：“……我妈最近又着魔似的，开始找送我姐手机的人了。我听说警方也在找。”
他抬起头：“送我姐手机的人，是我。”
话音未落，全场哗然。
段夏瞪大眼睛，没忍住脱口而出：“你——还是她男朋友？！”
所以不能让爸妈知道？？？
林鹤知强忍住自己一巴掌捂住额头的冲动。
杨明康有些震惊地看着她，黝黑一张脸都憋出了一丝红意：“……我才，才不是！”
“当时她跟家里吵架，嚷嚷着要买手机，爸妈不给买。”
“她和我说，拍视频可以赚很多钱。我去了解了一下，那些网红赚得的确挺多的。”杨明康回忆道，“我姐和我说，她要是能有一台那样的手机，她一样也能赚很多钱。”
生在重男轻女的农村，杨明康从小吃穿用度什么都比姐姐好，两个姐姐委屈起来，也经常拿弟弟撒气。杨明康觉得这简直是无妄之灾，但他心里也明白，自己作为“儿子”，在这个家里是带着某种“特权”长大的。
有钱的话，总是优先送儿子去上学，优先给儿子买房买车……
什么机会都是优先给儿子的。
“那天她哭着问我妈，为什么家里这样的机会都不给她。”
“我希望她也能，有一些机会吧。”男孩子垂下眼，很难分辨到底是个什么情绪，“……希望她也能有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母女数场家庭大战之后，杨明康沉默地用自己的钱给杨明怡买了那台她心心念念的手机。毕竟，逢年过节，他拿的红包都比两个姐姐厚很多，虽然他成年了，但七大姑八大姨还是会给他塞红包，可对两个姐姐的态度就是“快点嫁出去”，以及“赚钱了，出嫁了要照顾弟弟”云云。
杨明康很像他的父亲，节约，木讷，但非常勤劳。他每年红包都能剩下不少，再加上去城市里上技校之后，杨明康还偷偷找了一份外卖的兼职，多得多劳，收入颇为客观。
姐姐赚钱了可以照顾弟弟。
弟弟赚钱了，也是可以照顾姐姐的。
杨明康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并从内心深处感到一丝自豪——那种满足感，是在家里获得“特权”远远比不上的。
不过，这台机子价格不菲，杨明康保留了交易收据，银行流水均可查。各个证据表明，杨明怡那台“来路不明”的手机，的确是她弟弟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