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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烈曼也很想做这种买卖，因为他知道其中的利润有多大。
内务府让他回大食后，私下里搜罗工匠，然后用各种办法弄来夏国，大家一起开办作坊，一起赚钱。
对此，他有些害怕，盖因做下这种事后，后果完全不可测，造物主也不一定会庇佑他。
但内务府的人也说得很清楚，早年杜环在大食，见到了京兆人樊淑、刘泚，河东人吕礼、乐寰在帮他们改进纺织技术。这些人怎么去的？有可能是战俘，也有可能是被大食商人重金挖过去的技术工匠，大唐都没介意这种事，如今弄你几个制造琉璃、蒸馏设备以及香水的工匠，又怎么了？
苏烈曼知道这是狡辩，但他确实没办法，只能心一横，干到底了。
大不了，以后不回大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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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元宵节，长安不宵禁。
一场欢乐的晚宴后，邵树德在珠镜殿召见了内务府监储仲业。
“去年内务府盈利几何？多久才能算出来？”他问道。
“回陛下，腊月底关账，臣催促一下，春社节之前应能归整清楚。”储仲业答道。
“给个大概数字就行了。”
“大致在三十万缗上下。”
“最赚钱是长夏商行，其次是捕猎海兽，这个朕知道。”邵树德说道：“你们建的几个产业，赚钱能力有点弱啊。制皮裘的工坊，居然干不过捕猎大鱼、海豹、海狮之类的狩猎产业，到底怎么回事？四轮马车也开了几家工坊了，到现在才堪堪回本。眼镜之类的朕就不提了，香皂工坊的动作也太迟缓，听闻你们还要搞蔷薇露工坊，这要几年？朕估摸着，再过五六年，渤海商社、安南商社都要比他们赚钱了，到时候羞也不羞？”
内务府现在已经发展为一个十分庞大的机构，既有商业，也有制造业，几乎什么产品都做：马车、皮裘、毛布、眼镜、香皂、榨糖等等，甚至最近还去西域商屯，业务非常杂乱。
但这些业务中，除了马车等少许几样商品外，大部分都是存在竞争的。
比如捕鲸业，目前有资格采购、加工鲸制品的，除了内务府外，还有渤海商社。
诚然，渤海商社目前是内务府在主导，但因为圣人十分重视，他们花费了很多心思，把大量利润转移给了渤海商社——比如渤海商社买来的咸鱼，他们高价采购，然后在长夏商行微利出售，这就是一种转移利润的方式。
“把各项业务整合一下吧。”邵树德说道：“不赚钱的就别做了，或者想想别的办法。你们那个毛布工坊，还整不过人家单打独斗的农妇，卖得那么贵，几个人买？”
“陛下所言极是。”储仲业讪讪道。
储仲业不了解后世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曲折较量历史，但就他观察而言，乡间农人自己织的毛布实在太便宜了，真干不过他们——
后世晚清开国，英国人在印度开办棉纺织工厂，然后将生产出来的棉布船运至中国，满怀信心准备倾销，结果却十分惨淡。
一个是没找准市场定位。他们织的布较为轻薄、透气，但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中国人需要的是厚实、耐磨的棉布，轻薄、透气并不在考虑之中，甚至会认为这是劣质品。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工业机器化生产出来的棉布，成本高于清朝农户自己织的土布。
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清朝农民获取的棉花原材料便宜，同时不把自己的劳动时间算作成本，英国人还要加上运费、关税（虽然不多）和销售成本，因此机器生产的洋布成本竟然高于清朝土布，简直离了个大谱。
最终打败土布的，还是清朝混乱的局势。外加厘金盛行，加大了土布的成本，而轮船运输的洋布却没人敢收厘金。与此同时，印度工厂也在产业升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最后终于占到了上风，开始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倾销。
大夏内务府雇佣织户，是要给工资的。但乡间百姓却不把自己的劳动时间算作成本，他们只计算原材料花费，然后加微薄的利润，直接就在市场上出售了。对他们而言，将家里的羊毛变现，获得现金最重要，赚不赚钱都其次了。
邵树德敏锐地发现了这个事实，趁着内务府的毛布工坊现在还有少量利润——因为增量市场——给了他们两条路，要么别做了，要么想办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后者估计不太可能，内务府最终多半还是选择关门了事。
技术的进步，不能指望他们，最终还是得看广大的民间。
内务府诸般产业存在的意义，简单来说，无非“火种”二字。即他们创造出一个产业，让这个产业的商品为世人所熟知，被人们日常利用，最终在全国遍地开花，再也不会消失。
这就是他们的使命。至于其他的，以那帮官僚的德行，不太乐观。
“最近少府在搞油墨、蜡纸，有点苗头了，你们投点钱。东西弄出来后，可以给你们用，去印书吧，趁着这股东风，你们可以赚一波快钱。至于往后，朕也不指望你们了。”邵树德说道。
“臣遵旨。”储仲业还没听说过这事，不过立刻应下了。
“也派些你们的人参与，出成果之后，朕好予以奖赏。”邵树德又道。
如果蜡纸、油墨成功研发，奚氏父子当然会得官，主管此事的官员也会得到升迁。
正如和珅所说，救灾要先救官。如果只奖赏一线技术工匠，而不奖赏官员，那么以后多半不会有发明创造了，因为这与官员们毫无关系嘛，他们没兴趣批钱、批物，费那事干啥？
只有让官员们也得到甜头，他们才有动力批项目，动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人力物力，支持工匠们的发明创造。
官方主导的发明创造，就是这么蛋疼。
但想要民间搞发明创造，目前又没那个资本和土壤，十分蛋疼，好像走进了死胡同一样。
诚然，他现在所处的时代，比后世明清时期开放多了，商人做官的不在少数，文人士大夫也非常推崇经商，但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农学、数学之类的新学科，仍然不被传统人士所青睐，他们的第一选择仍然是经学。
邵树德就奇怪了，那些已经成书数百年甚至一两千年的典籍，内容都没变过，已经不太适合如今的社会生产力了，居然还在考，这事就很离谱。
唐代有官员指出，《礼记》成书日久，已经不适合唐代的社会了，应该删减、修改内容，然后作为新教材推广，但这事最终没有下文——书是成了，但考试教材仍然是西汉年间的那本。
到了后世明清时期，《礼记》已经成书快两千年了，但内容仍然没变，仍然在考。
这就有点魔幻了。两千年前的《礼记》，真的适合两千年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吗？西汉写这本书，是为了西汉服务的，你两千年后的朝代，凑什么热闹？不该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考其他内容吗？
邵树德有点想趁着这个武夫当国的有利时机，更新一下考试教材，把唐朝一度提出的《新礼记》这类未竟伟业继续下去。
“印书工坊还是尽快组建吧，朕要印书。”想到此处，邵树德说道：“这批书可以不赚钱，用其他产业的利润补贴，可劲地印、使劲印。你一会就去少府，把《人口论》的雕版借走，印他个几千上万册，让更多的人读到。”
“朕——”邵树德站起身，说道：“要找大儒们来辩经，辩出几本新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