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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人茫然地摇了摇头。王宵猎的话，初看起来有许多话可以接，但细想起来未必。
王宵猎道：“人活在世界上，许多时候不是必须如此，而是不得不如此。韩非说，远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其实何止禽兽众，什么东西都多。如果周围没有猛兽，随便打只鹿，捕条鱼，便就够了一家人口食。到了后来，人越来越多，口食就不那么容易，人又学会了种地。再到后来，不只是种地，还有各种各样的新奇的东西。比如喝的酒，熏的香，睡的床，用的桌，器物越来越精美。再到后来，又有丝竹之声，美人歌舞，许多好看好玩的东西。”
说到这里，王宵猎举起酒杯，一饮而下。道：“这个世界很繁华，这个世界其实很有意思的。”
众人一起喝了酒。放下杯，都看着王宵猎。大家都觉得，今天王宵猎说的不一般。
王宵猎道：“这些好看的，好玩的，你想要有，我也想要有。但又没有那么多？怎么办呢？有人就讲要去除欲望，说人生是苦的，苦的根源就是欲望。也有人说，有能者居之。还有人说，有德者居之。这样说有这样说的道理，那样说有那样的道理。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说，都有道理！”
“有道理又如何？就要求我也照着那个样子活？凭什么要别人告诉我怎么活？这样不行的！”
说到这里，王宵猎把酒杯重重按在桌子上，看着众人道：“诸位大多都是自小读圣贤书，学的是圣贤大道理。书里说我们要做君子，要做好人，要这样，要那样，不能怎么样。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有道理又如何呢？就要求我们都那样活？”
陈与义听得目瞪口呆。过了一会才道：“镇抚，我们读圣贤书，自然应该做君子！”
“为什么做君子？”王宵猎摇了摇头。“要我说，君子如北辰，高高在天上，指引着一个方向，却不能够摘在手里。那些做君子的道理，可以指引着我们如何在这世上做人，并不能让我们做君子。”
陈与义和陈求道对视一眼，都觉得震惊无比。
王宵猎道：“我们汉人，学的儒学之道，所以许多人想着做君子。而那些胡人，不懂儒家道理，又怎么样呢？还有西边的波斯、大食人，他们就不想做君子。还有更西边的人，听说都想做神棍呢。所以说啊，人活在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活法，不一定都要做君子。”
说到这里，王宵猎想了想。道：“我说这些的意思，不是否定读圣贤书，更不是否定做君子，而是说还有其他的活法、想法。不能因为他们不跟我们一样，就觉得不对。一个政权的官员，治下的百姓各种各样。有讲究忠孝仁义的，还有拜佛参禅的，还有吃丹修仙的，还有就想舒服过日子的。这些官员，要尽力让所有的人在自己治下活得自在快乐。所以这些官员，有很高的要求。”
陈与义道：“镇抚说过，要精选官员，就是这个意思了？”
王宵猎摇了摇头：“不仅仅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的意思。像我前面说的，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他还有他的道理。这些道理，许多是真地有道理，并不是强辨。比如说儒家贤者，荀子讲人性本恶，孟子又讲人性本善。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
陈求道道：“本朝之前，天下信奉荀子的人多一些，信奉人性本恶的人也就多一些。到了本朝，儒者推崇韩愈，尊奉孟子的又多了一些，变成信人性本善的人多一些。”
“那到底人性是善，还是恶？”王宵猎笑了笑。“人性若本是恶的，就有一套治理方法。而人性若本是善的，又是另一套治理方法。到底是善是恶？要我说，本来没有什么人性，更没有天生是善是恶。人就是人，就是娘胎生下来，活在这世上。说人性是善还是恶，不过是推销自己的一套治国理论罢了。”
《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儒家的一种看法，还有其他的看法。特别是在宋朝，又有性情理论，最后还有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学者进行了许多的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学者的治国理论。
后世的人对中国学者历史上的争论多不了解，对于人性认识的重要性也不关注。换一个领域，大家都知道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设。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都是理性人，理论才有了基础。这个理性人假设，与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有其相似之处。从人性是善是恶出发，推导出应该怎么治理国家和百姓。
见众人疑惑地看着自己，王宵猎摆了摆手：“所以我们这里不必讨论人性是善是恶，也不必由此来推出应该怎么行政。政权的本质，就是这么多人聚到一起，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要管理这么多人。人是不是一定要聚在一起生活，不重要。未来人是不是还是这样生活，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子，想治理成什么样子。是要人人安守本分，吃饱穿暖，无欲无求，还是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一代更比一代强。前人走路，现在的人骑马，后代的人坐车，更后代的人要在天上飞——”
听到这里，一直听得满头雾水的牛皋忍不住，“噗嗤”笑了出来：“观察说的好笑，人如何会在天上飞？若是能在天上飞，不是成了神仙？”
王宵猎笑着道：“能把风筝放上天，为何人不能在天上飞？”
牛皋听了不由愣住。过了好一会才道：“风筝放上天是一回事，人飞上天又是另一回事。”
王宵猎道：“或许有一天，就本来就是一回事呢？我们不能把话说死了，认为就是做不到。我的脑子啊，是个非常神奇的东西，什么都想得出来。初想出来的时候，都觉得是奇思妙想。等到了有一天，不定就变成了稀松平常。”
牛皋住口不语。看看众人，只好自己在那里迷惑。
王宵猎道：“我说了这么多，就是一个意思。治理国家，选官员，不能被各种说法限制住。治理百姓其实非常地简单，就是让百姓过得越来越好，不要有什么烦心事。而不是说这个人是大儒，那个人是有道高僧，诸如此类，选进官府里来。而是每个官员，有一个标准。做这个官，要有什么能力，需要做什么事情。做了这个官，什么事情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必须做。如果做不到，有什么惩罚。如果做得到，有什么奖励。做了这个官，一个月能赚多少钱，有什么样的福利。”
陈与义道：“镇抚，选官员无非是选贤与任能。我们读书人读圣贤书，本就是要为君子，入朝则做贤臣。若如你所说，岂不是跟商人请人一般！”
王宵猎摇了摇头：“许多时候，朝廷里选官员，还不如商人请人呢。当然，我们的官员，不只是这样的要求。这只是最低的要求，官员必须做到。朝廷里的官员，还有庶官和侍从之分呢。更高的要求，对应的是其他等级。”
说到这里，王宵猎想了想，道：“这以说吧，这些官员，就如同一件一件衣服。做了官，就如穿上了这件衣服，有官的权力，享受官的待遇。脱了衣服，便就是寻常百姓。官员的权力待遇，便就在那件公服上。什么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我是不提倡的。穿着公服，这些内容也要了解。说明白一点，这些官员只是因为穿着公服，所以他们是官员。而不是因为是这个人所以是官员。”
陈与义听了，不由皱起眉头。
王宵猎道：“官员是因为做这个职位，穿着官服。除此之外，还有道德高尚之人，清选之士，那就是另一个系统，如朝廷之贴职。这样说，你们应该明白了吧？”
陈与义看看陈求道，说道：“有些明白，但有些地方又有些不明白。”
王宵猎道：“我说的简单一点。所谓官员，是官府认为哪些事情需要官管，需要做什么事情，选出合适的人来穿那件官服。官府看的是官员和吏员的能力，官员和吏员事情做好了得到较高的待遇。选贤与任能来说，就是任能。还有道德之士，就是选贤，是另一个体系。”
任能与选贤
传统上中国选择官员，有人主张选贤，有人主张任能。比如汉朝，高祖二年刘邦下求贤令，里面就有“与天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求贤令，说的很清楚，就是选贤。发展到后来，成了汉朝的察举制。察举制败坏，成为实际上的世家贵族共治制度。到了隋朝改为了科举制，科举制经过改造之后，到了宋朝基本完善，成了官员的主要选拔方式。
文彦博曾说，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句话不奇怪，实际上从刘邦开始就是这个意思。后世的人拿这句话来讽刺宋朝的官员，实际上是不得要领，有些莫名其妙。
宋朝之后，蒙古入主中原，带来了大量游牧民族的习惯。在政治上，皇帝与士大夫，或者说帝权与皇权的制衡消失。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废除了宰相，皇权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加强。到了清朝，皇权再次增强，大臣甚至成了奴才。
历史上常说，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政权开始，中国就有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总的趋势，是皇权越来越强，相权越来越弱。甚至有人说，宋朝是群相制，就是皇权增强的表现。
客观地讲，宋朝的相权不弱，只是在北宋单个宰相的权力弱了。但作为总体的政事堂宰执，权力是非常大的，远不是后来的明清可以比的。到了南宋，更加出现了许多权相，有些不正常了。
后世的人研究中国历史，经常讲大趋势。自汉之后两千余年，经常用一句话，概括历史趋势，而后把各个朝代套进这个趋势里面。如果有套不进去的，就说是历史的特例，甚至是历史的反动。比如随着历史前进，中央集权越来越强，皇权越来越强。比如随着历史发展，民间商业越来越发达，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那个时候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比如随着历史发展，赋税越来越货币化，货币化是历史发展的方向等等。
为什么这样是趋势呢？大多讲的是不明白的。或者是外国学者的理论，或者是意识形态，又或者只是少数大学者这样认为。到底历史趋势是什么？不能真信。
王宵猎记得，自己前世曾经有一次学位答辨会。一个学生上去，做的是农机普及的研究。一开始就讲，建国之后多么困难，改革开放之后，有什么飞速发展。下面的教授们听得目瞪口呆。有人实在忍不住，告诉他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农机事业实际上有了很大的成绩，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年，要么就是原地踏步，要么就是大规模后退。直到两千年后，才又重新发展。这才是事实。
历史上的研究，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赋税货币化是大趋势，代表了社会的先进。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农民获得货币是非常难的。不要说在古代，就是在现代，九十年代收业税，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杂税，都给农民造成了极大困难，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农民很大程度上不参与商业活动，收获的是粮食，是实物，赋税货币化就是加大了剥削。
很多历史观点都带有这种痕迹。关于宋朝，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或者是崇文抑武导致军事孱弱了。王宵猎记得自己看过一部英国电影，指挥战争的，是一个工兵营军官。若是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也算是以文制武了，应该用个老士官做指挥官才是。这种说法不知道起于何时，在历史学界甚至成为了定论。说起宋朝军事的衰弱，经常有人高高在上的来一句。
历史真是这样的？就因为武人的地位低，所以他们的积极性不高，所以不努力打仗，所以军事上不行？怎么换到了欧美国家那里，又换成了另一套说法？
从根本上说，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更深层次地讲，是态度上有问题。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教员曾说，我们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是后来的历史表明，建立一个新世界，实在比打破旧世界更难。
新中国与旧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确立了人民的地位。政权的合法性，不再是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天命，而是人民的支持。只是从思想上，真正理解这种不同，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特别是对许多学者和政治家来说，让他们以人民的立场想问题，做学问，实在太难了。
建立一个新世界，是什么样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