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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本案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关于适用缓刑的四个要件，可以做罪轻辩护，奔着缓刑努力。”宋辉把话茬接了过来。
“缓刑？！非法集资二个多亿，可以这么操作吗？”周颖惊讶道。
“嗯，我也觉得有点悬。本案被告人犯罪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我认为不属于《刑法》第七十二条关于缓刑适用条件中‘犯罪情节较轻’的情形，不应适用缓刑。”吉红英对宋辉的意见也持反对态度。
“这样，既然大家对本案的量刑分歧这么大，咱们各抒己见，讨论下。”方轶开口道。
关键点
孟广达听后，皱了皱眉头，习惯性的抬手捋了下头发，清了清嗓子说道：“我记得《刑法》修正案（八）对缓刑适用条件作了修正，将原来的实质要件‘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细化为‘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以及‘不会对所居住社区产生重大不良影响’。
由此可见，吉律师刚才以‘犯罪情节较轻’为标准，判断是否适用缓刑，是可行的……”
云乔见达哥张嘴，就知道他又要发表偏学术方向的发言了，静静等着他的下文，知道他不会以一句同意吉律师的意见来结束自己的发言。
“但是……”孟广达接着说道。
云乔听到此处，露出了微笑，随后看了周颖和宇文东一眼，两人一笑，显然他们也知道达哥的习惯。
“但是‘犯罪情节较轻’中的‘犯罪情节’如何定义是个问题，我认为‘犯罪情节’侧重于反映犯罪的整体社会危害性，是对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以及犯罪客观方面的全面考察和综合评价。
而《刑法》分则具体罪状中的犯罪情节，一般表述为情节一般、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三个层次。它们是决定刑罚档次的犯罪因素，刑法理论上又叫基本构成和加重构成。
从《刑法》文本及司法解释规定来看，《刑法》分则具体罪状中的各类情节，主要体现为对犯罪客观方面的评价，一般不涉及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等其他犯罪构成要素，尤其是在数额犯中。
由此可见，缓刑适用要件中的‘犯罪情节’与具体罪状中的‘犯罪情节’不是一回事，含义不一样，在逻辑上不具有同一性和当然的对应性。
所以，我认为不应将两者混为一谈。
换句话说，不能认为凡具有《刑法》分则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均不属于《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犯罪情节较轻’。
否则的话，很容易得出，凡具有严重情节，依法应当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的被告人，一律不能适用缓刑的不当结论。”孟广达解释道。
吉红英也是资深律师，自然能理解孟广达的解释，她没说话，在回味着达哥的解释。
“我记得《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案涉及二个多亿，应该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吧，所以我觉得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何应用缓刑？”曹永正说完，看向杜庸和宋辉。
“我是这么理解的，《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中，只提到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目前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对数额特别巨大进行明确规定。
而所谓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是指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个人犯罪数额100万元（单位500万元）以上；（2）个人所涉存款对象100人以上（单位500人以上）；（3）个人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50万元（单位250万元）以上；（4）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或者其他特别严重后果。
从上述规定来看，前三种情形对应‘数额巨大’的认定侧重于犯罪数额和犯罪对象的数量；第四种情形对应‘其他严重情节’，侧重于犯罪危害后果。
而所谓的‘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或‘其他特别严重后果’，从司法实践来看，主要是指犯罪导致被害人自杀，造成群体性sf，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民愤极大，强烈要求从严处置等情形。
就本案来看，虽然涉案数额有两亿多，但是本案并不存在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从数额上看本案属于数额巨大。
所以，我认为本案的量刑范围应该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最高院发布的典型案例，针对纯粹因‘数额巨大’而提档处罚的，在司法实践中，可通过退赃等经济手段，在相当程度上修复其犯罪危害，是可以适用缓刑的。
对于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则出于对司法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等社会效果的考虑，纵然在三年有期徒刑的刑量刑，一般也不会对其适用缓刑。”宋辉解释道。
“本案中，被告人非法吸收的资金达二亿多，虽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没有规定‘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形，但本案的犯罪数额相对一般案件而言应该算是‘数额特别巨大’。如果咱们建议法院判处被告人三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是否有悖罪刑相适应原则？”隋夏突然问道。
“嗯，你说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成为本案量刑的关键点，不过我觉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其特殊性。
就一般数额犯而言，犯罪数额本身是决定其犯罪情节轻重的主要因素，在犯罪总额远远大于法定刑数额且无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仍在刑量刑，确实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
但是针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四款明确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这也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一般犯罪的一个明显区别。不能只看犯罪数额。”杜庸回道。
绝对是个肥活儿
“之前，我在办理同类案件时，为了搞明白上述规定是否存在犯罪数额限制，特意在网上查了下。
《关于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作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11年05期）第四条，就‘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规定，有以下表述：
‘针对该条，起草过程中有意见认为，应对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加以数额限制，对于数额巨大的，不得免予刑事处罚。经研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有其特殊性：一是犯罪数额往往很大，如设定数额限制，本款规定在实践中将可能毫无意义；二是非法吸存犯罪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不能归还所吸收资金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故未采纳。’
由此可知，上述规定并没有犯罪数额限制，只要满足条件即可。
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理，既然具备上述条件，司法解释规定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或者作无罪处理，那么更可以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回到本案，本案被告人并没有完全清退所吸收资金，故难以适用免予刑事处罚或作无罪处理，但本案实际上已基本具备‘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所需’和‘积极清退所吸资金’两个关键条件，我认为，可以适用上述规定的从轻处罚原则。”宋辉一脸严肃的解释道。
（注：202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修改后的解释第三、四、五条对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以及“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等进行了调整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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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宋律师的意见。原因有三：
第一，从动机上看，被告人借款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所需。综合全案分析，本案被告人之所以在开发房地产中要向民间集资，主要原因有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