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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搁后世当猪肉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政府就会采取措施，及时提供便宜的鸡、蛋以满足百姓的饮食需要。
张顺综合考虑了鸡鸭和猪三种家禽家畜的优缺点之后，根据当前预防蝗灾的需要，便选定了鸡鸭两种家禽作为饲养对象。
特别这时代没有科学的养殖措施和相应的饲料、疫苗，若是大规模集中养殖，根本无法解决瘟疫问题。
所以在这种小农社会，选择鼓励农户散养，反倒是更安全、合适的选择。
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便是这个时代社会的真实写照。
而像张慎言、吕维祺为官一任、教化一方，基本是也是以户为单位“劝课农桑”。
大概内容也不过是：每家种几颗桑树养蚕；养几只鸡几只鸭吃肉；如果有了富裕，供养家族孩童读书罢了。
张顺提出这个主张，果然深受张慎言、吕维祺等文官赞同。
吕维祺直接表态道：“主公所言甚是，一举两得，我等这就晓谕各地知县、知州，及时劝慰百姓！”
“嗯！”张顺点了点头，随即又想到了什么，不由又补充道，“若是家家户户养鸡养鸭，想必鸡仔、鸭仔定然不足……”
张顺话还没说完，不意张慎言接话道：“主公多虑了，五口之家，多养鸡鸭十余只，羊几只，猪一头，怎会短缺？”
原来以这时代典型的五口之家为例，上有老下有小，家中丁壮两个，丁口三个。
是以男耕女织，农闲之余，老弱又可以畜养些鸡鸭猪羊，种植些桑树。
除了耕地所产当做口粮以外，作为副业的桑麻所产可做衣裳，鸡鸭猪羊等家禽家畜，所产肉蛋可以作为蛋白质主要来源，打打牙祭。
所以由于张顺对这时代社会了解还不够透彻，就闹出这种笑话来。
张顺本以为自己提出的办法很好，没想到早已经常见不鲜。
他还以为自己提出的是开创性措施，而张慎言、吕维祺却以为他准备在原有基础上再多畜养些鸡鸭罢了。
张顺闻言不由有些尴尬，他仔细回想一下自己见到的农户，大多数如此。
若是再富庶一些，人口就会增加到七八口，家里几十亩地，再养一头牛或者一头驴作为役使畜力。
可是还是未等张顺决定怎么应当，那吕兆麟犹豫了一下，对张慎言施了一礼道：“我倒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张慎言一听这话就知道不是好话，不过看在这孩子还算懂礼貌的份上，笑道：“公事当畅所欲言，岂能因私废公哉？”
“失礼了！”吕兆麟又对张慎言施了一礼，这才解释道，“这些日子我和百姓多有接触，不少人家因为收成不好，多卖了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以满足口粮之用。”
“如今年景这么差了？”张慎言、吕维祺闻言不由为之愕然。
也难怪这两人如此，他们一个已经离职多年，一个是从南京这种富庶之地返乡，哪里知晓如今百姓艰难若此？
张顺一听便明白怎么回事了，这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破产”呐！
不要听张慎言、吕维祺描述的田园牧歌多么美好，其实仍然摆脱不了它脆弱的本质。
比如以父子为劳力核心的家庭，任意一个重病伤残，就会重创这个家庭。
再比如稍有富裕的家庭，若是遇到天灾人祸，连续一两季收成不好。那么就会背上沉重的债务，一个不小心就会家破人亡。
很明显张顺治下的百姓遇到了后者的问题。
一来不少地区曾是其他义军流窜之地，不知道有多人家破人亡；
二来这两年旱涝无常，不少家庭都开始入不敷出。
即便这些家庭好没有破产，多数也到了破产的边缘。
如果没有人为的干预，那么很快中原的这些百姓就会一无所有，卖儿鬻女，成为新的流民。
如果朝廷来不及赈济，那么这里很快就会变成第二个陕北，成为人间地狱！
什么“白骨露于野”，什么“易子而食”就会成为残酷的现实。
当然实际历史上更为血腥，连续的旱灾、蝗灾，再加上战乱屠戮，河南人口至少损失泰半。
素来人口密集的中原，尚需要从山东及南北二京移民，进行充实户口。
张顺哪里知晓这些？他只知道若是自己治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破产，那自己也离破产不远了。
这个时代无论是税赋还是劳役、兵役都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若是家庭不足以维持，那么维持国家基础的税收、兵役、劳役全完了，国家也完了。
怎么办？张顺当机立断道：“张先生、吕先生，无家则无国，此乃义军根本大计！”
“还请两位先生速派人去各地核实，若真是百姓困苦，须及时提供救助！”
“我欲于各地设立借贷，借给百姓耕牛、种子、农具以及鸡仔、鸭仔、粮食等物，以助百姓渡过难关。此其一也。”
“我欲于农司之下，再设立粮署，专职量入为出，调剂军民之粮。”
“丰年粮贱，粮署收粮，免谷贱伤农；荒年不足，则抑粮价，赈济灾民。若是算得粮草皆不足用，则及时外购调剂，开源节流，以求消弭于无形，卿等以为如何？”
张慎言和吕维祺闻言不由讶然，稍作思索便应道：“舜王仁义，得舜王治天下，乃天下百姓之幸也！”
“只是兹事体大，我等需要调查商议，定下章程，才敢报于舜王！”
顿兵雄关
张顺和张慎言、吕维祺商议了半天，想到哪儿就谈论到哪儿。
等到中间歇息之时，他稍作整理，发现这次谈话深度远远超出自己平日所思所想，已经触及这个时代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