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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就中原各国来看，城邑的大小就直接决定了封臣的实力。
城邑太大，封邑实力太强，自然就会威胁到国君的权威。
“而且，国君与城邑的关系，就像是人的身体一样，人有头和四肢，一直到手指、毛发和血脉。唯有大的能够调动小的，只有这样，行动起来才不会劳累。”
“天有十日，人分十等。所谓君臣有别，大城和边邑的建制，都是自古以来就流传下来的制度。”
“先王恐怕有人不遵循，所以用制度来规制它，用服制来彰显它，用礼仪来推行它，用名号来分辨它，用文字来记载它，用语言来表述它。如果丧失了这些规矩，那就会成为改变尊卑地位的祸根。”
“而边境城邑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尾部。用牛马打比方，处暑到了，牛虻聚得就会多。但如果因为尾巴太大而不方便摇摆，那牛马的尾巴就无法驱赶牛虻了。国家也是这样，今日筑造三城，原本是为了抵御外敌的，但若是太大了，那将来必成‘尾大不掉’之势啊！”
无药可救
史书有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显而易见的是，早期先民修建城池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抵御蛮夷，守卫民众的。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城池越修越大。无论是诸侯们的兄弟，亦或是封邑的邑宰们，其势力也会愈发的庞大。
而最终，这些巨大的城池不但没能起到保卫国君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某些人用来对抗君权，奴役民众的工具。
申无宇前面所说的几个例子，那都是一字一句都在史书上明确记着的。
但凡是个读过书的君子，大体上也都知道这些个愈发庞大的封邑，其尾大不掉之势对于国家的危害。
可听得申无宇说完这些，楚王却又只是一笑：
“卿的这些话，简直太像是李然说的了，看来卿是没少去讨教啊？”
“呵呵，此人确实是有些学识，但他的那一套，治理小邦尚可，又如何懂得治理大国的道理？呵呵，在寡人看来，这些话都不过是他的托辞罢了！”
现在的楚王，对李然或许已经有了一定的戒备。
又或许，这是他强烈的虚荣心在那作祟，总以为修建城池彰显自己的彪炳功绩乃是不二选择，无论旁人如何劝谏，他都无法说服自己的虚荣心就此屈服。
可无论是怎么一回事，他终究还是没有接受申无宇的劝谏。
这时，楚国的右尹，此时也在一旁陪侍楚王，听得楚王所言，当即也是眉头一锁。
“大王，申无宇方才所言，即便是李然的意思，但也不无道理。”
“民众是上天所生的。”
“所以懂得天道之人也必然懂得民众。”
“如今楚国急待休养调整，大建三城恐怕会招致民众的怨言。”
“李然所说的，很是值得敬畏的啊！”
楚国右尹，然丹，字子革。
之前提及过，他的父亲乃是郑穆公之子子然。所以要说起来，他自己本就是郑国公室的嫡亲。所以，对于“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那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说起这个然丹（子革）的身世，在鲁襄公十九年，其叔父公子嘉被杀后，然丹只得出奔楚国。而后便一直在王子围麾下充当谋士客卿，直至王子围即位为楚王后，他便被破格提拔成为了楚国的右尹。
所以，他的际遇与楚王的另外一位上卿伍举，大差不差，都是因为王子围的“一人得道”，而跟着“鸡犬升天”的。
只不过，作为一个郑人，受周礼影响颇深的他，与伍举在政治上的意见却不尽相同。
就比如楚王即位后接连发动的几场大规模战役，伍举作为一个急需依靠战功来使伍家得以在楚国立足的人，他当然不会劝谏楚王爱惜民力，休养生息。
而子革在听说郑国子产新政取得的成效后，便一直在劝谏楚王不妨也学学子产的新政，在楚国内进行推行，培植国力民生。
只可惜，楚王这个人本身就对于“养民”之事毫无兴趣。而且，他也亟待盖世的功绩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所以，对于彼时的楚王而言，“休养生息，以待天时”这种事他怎么可能会采纳？
因此，子革虽说是右尹，可实际上却并未得到楚王很多重用，反而是伍举，居然一直盘踞在楚国权力的中心。
听得自己的右尹子革，此时居然也出言劝谏，并且是赞同申无宇所言，楚王的脸色顿时微变。
他之前对李然深信不疑是一回事，而他的臣子对李然所言的那一套坚信笃定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换句话说，他可以对李然深信不疑，甚至言听计从。
但是他的臣子们绝对不行！
自古以来，君主最为忌惮的便是自己麾下的臣子对于旁人言听计从。假如这帮臣子全都只听他李然的，那以后谁还来听他的？
那他这楚王岂不是威严扫地，就此成了傀儡？
再者，即便现在他可以依仗楚王的身份把言论给强行弹压下去，那他百年之后呢？他的棺材板还能不能盖得住？
帝王之术，楚王可谓也是深谙其道。
“你们不必再说了，寡人心意已决，修筑三城，不得迁延！”
最终，楚王用了一种十分独裁的口吻决定了此事。
……
消息传到李然处，得闻楚王不但不听申无宇的劝谏，反而还要大肆筑城，李然也只得感到一阵悲凉涌上心头。
楚国现在的强大显而易见是空洞的，并没有任何实力基础作为支撑。
而楚王却仍旧如此专横，一意孤行。如此下去，恐怕整个楚国也都将要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