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师

第501节(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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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看向两位尚书,问道:“两位尚书的意思是?”

黄福和蹇义对视了一眼,黄福说道:

“海外贸易的事情,臣等已经没有任何可质疑的地方,毕竟短中长期,对于大明来说都是有利的,所以解除海禁,臣等不反对但国内废除‘重农抑商’,重新提‘四民皆本’,一旦朝廷这么提,那就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是必须要慎重考虑的,所以臣等请求陛下,有一段时间的验证期。”

“臣以为这是有必要的。”黄福顿了顿继续说道,“也就是说,可以先尝试‘公司制’、‘民间钱庄’、‘中央银行’,但不能贸然提‘四民皆本’,如果在这段验证期里,大明的财政收入,尤其是商税收入,确实实现了突飞猛进,确实于国有益,可以汲取北宋的高财政收入优势的同时,也没有什么隐患,那么才可以彻底更改‘重农抑商’的祖制。”

朱棣想了想后也觉得可行,黄福的提议是老成谋国之见,毕竟“士农工商”的排序,其实是大明社会阶层的排序,如果重新提北宋的“四民皆本”,那么必然会导致百姓思想混乱,不拿出足够的理由或者说一个能交代的说法,是不行的。

“黄、蹇二位尚书老成谋国,朕觉得可行,国师以为呢?”

朱棣还是帮了姜星火一把,这个试验期的时间和标准,让姜星火自己定。

“一年,到永乐二年的今天,国内商税起码折合白银210万两。”

嗯,这里要简单回顾一个数据,那就是去年大明财政收入折合白银是680万两,其中商税是35万两,姜星火的意思就是,一年的时间,财政收入里面的商税收入,将飙升到接近洪武三十五财政收入的接近三分之一,同时是洪武三十五年商税的6倍之多!

这个数字虽然还远远比不上北宋大约折合白银760万两每年惊人的商税,但也足够服众了。

只要姜星火能做到商税爆发式增长,能给朝廷搞来钱,那么想必没人会再聒噪什么,即便有,永乐帝也会一巴掌拍死。

——那可都是朕的钱!

至于怎么搞,那您别管,别管我是搞复古的盐茶专卖,还是新潮的玻璃香水,只要能靠专项商品收入+普通商品商税收入搞来210万两,那就是我赢。

“一年时间,210万两商税,可以吗?二位尚书。”

“臣等无异议。”

“陛下英明。”

听完朱棣的话,几名尚书齐声附和。

朱棣点了点头,脸上浮起欣慰之色,对朱高炽吩咐道:“你去拟旨吧。”

“是,父皇。”

朱高炽领命,转身离开座位,前往早已备好的书案,执笔书写。

片刻之后,当圣旨拟好,朱高炽将它送至朱棣面前,恭敬地递到父皇的手上。

朱棣展开,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诸位爱卿今日辛苦了,而今日的这篇廷论(廷辩内容),就由夏尚书负责撰写吧。”

“谢陛下恩典。”

夏原吉躬身答道。

“好了,都散了吧。”

朱棣微微颔首,随即离开了御座前,迈步走向奉天殿的殿门。

今天的廷论已经落下帷幕,剩余的事情就由几位尚书大人去安排了。

至此,姜星火终于算是艰难地点出了【重商主义】+【海外贸易】的国策。

龙场

众人躬身送走皇帝,奉天殿内,内阁众人将誊写的廷论草稿递给了户部尚书夏原吉,交由他进行整理撰写。

而这项工作,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讲的话,跟给大行皇帝写遗诏是一个性质

总之,外面人能看到的、流传在史书上的记录的官方版本,都在夏原吉这支笔上了。

五军都督府的四位国公和其余的五位尚书都离开了,除了姜星火、夏原吉,这里只剩下了需要互相印证和解释会议记录的内阁“三杨”、胡广、金幼孜等五人。

在夏原吉对比内阁材料进行整理的同时,姜星火也拿了杯茶水,坐在内阁众人对面说道:“诸位,此番廷辩,不仅是对于大明经济体制进行了一次革新性的更新,同时也对于大明未来十数年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战略意义,值得我辈铭记。”

说完,姜星火打量着内阁众人的神色。

姜星火当然不是在呆着无聊说废话,而是在尝试了解大明初代内阁成员对于此事的态度,毕竟这些人,尤其是其中的“三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以后一定会成为大明的柱石。

内阁众人也当然清楚国师不会无的放矢,不过胡广这种墙头草自然不会随意表态,所以装聋作哑也就不意外了。

而金幼孜背靠朱棣,他并不太想与姜星火有什么交集,所以也没说话。

杨士奇手里收拾着笔墨,沉吟片刻后说道:“在下以为,此次廷辩确实值得铭记,主要依据除了对过去王安石变法的剖析、总结之外,最为关键的地方就是在于对大明未来形势的预研与判断。”

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杨士奇看似什么都说了,实际什么都没说。

杨荣倒是果决敢言一点:“在下建议,这份廷论中,还是要加上‘四民皆本’,只不过不是在其他地方加,而是在举例北宋经济情况的地方加,并且要强调这一国策对北宋商业繁华的重要性毕竟这条规定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促使大明能在未来十数年里,尽全力推动商业发展的基石。”

杨荣这便是选了个看似很重要,实际上颇为无关痛痒的事情来表个态了。

不过姜星火倒也没有说什么,像是“三杨”这种传统士大夫类型的治国人才,能让他们意识到商业和商税的重要性,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人脑袋里的东西往往是最难改变的。

杨溥性格谨慎,思考了几息,也赞许地说道:“勉仁所言有理,‘士农工商’到底是是要维持重农抑商,还是改走四民皆本,不好轻易下定论,必须要谨慎对待,但朝廷总得有个态度,并且要将这个态度传达到各个衙门。”

这么一圈下来,姜星火对于大名鼎鼎的“三杨”都是什么性格、能力如何,也有了大约的评判。

怎么说呢?也无怪乎永乐帝驾崩以后,大明历经洪熙-宣德-正统三朝,越来越战略收缩,越来越拉胯了宣德二年废交趾布政使司、宣德五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宣德九年内迁奴儿干都司、正统五年旧港宣慰司易主。

永乐朝二十年对外扩张的成果,基本都在眼前的“三杨”手里被废了,华夏从走在地理大发现最前列,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

正如人生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往往能影响人一辈子的命运一样,对于国家来讲同样如此。

“三杨”固然让大明休养生息、节省财政,固然让大明海清河晏了二十年,可“三杨”下台后,大明也随即到达了盛极而衰的时刻,并没有逃脱走下坡路的命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姜星火觉得,既然前世的历史上,由“三杨”这种文官士大夫集团的代表掌控下一个时代的朝政,得到的结果是如此,那还不如及早培养能把自己政策执行下去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