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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喝一声，大殿瞬间安静了下来。
朱棣扫视众人，缓缓说道：“朕知道各位对今天展示的地球仪有很大的疑惑，朕可以告诉你们，朕也疑惑，但是，这是我大明的最高机密之一，无论如何，你们心里有天大的疑惑，都必须保守秘密！”
顿了顿，朱棣继续说道：“无论如何，在海洋贸易中大明对于海外诸国，都是占据绝对优势的，既然能增加经济总量，就算新大陆上的高产农作物短时间内弄不到，大明依然可以通过海外贸易顺差来获取粮食，不需要担心一部分百姓从事商业以后，大明会出现粮食危机，那么为什么不进行海外贸易呢？”
短时间内，大明有靖难后人口减少的buff，又有化肥的增产buff，人少粮多，其实是是不用担心的。
黄福等人讨论的，也是经济政策转向后的中期问题，而既然有“贸易顺差赚粮食”应付中期，又有“土豆、玉米、红薯三件套”应付长期，那么从长、中、短三个阶段来看，因为帝国的实际情况而反对海外贸易的理由，是都不成立的。
而这时候好就好在，经历了辩经擂台赛和孝陵驳斥王景后，已经没人拿什么“礼”、“祖宗之法”之类的东西来说事了。
这多好，摆事实讲道理，事实和道理都能行，那就能行。
朱棣沉声道：“朕意已决，废除海禁，不仅郑和等皇家宗室船队可以进行海外贸易，获取了贸易特别许可的商人同样可以，而大明与日本的非武装自由贸易区，便是第一批试点。”
这就是给廷辩的一部分辩题定结论了，黄福等人自然无话可说。
而接下来的话题，就转移到了国内商贸上。
姜星火继续道：“方才说了，朝廷的经济政策，第一要务是发展生产，通过经济增值来扩大经济总量；而第二要务，便是通过对市场的挖掘来获得经济收入，也就是充分活跃国内市场。”
“王安石所谓的‘青苗法’和‘市易法’其实就是这个方向，当然了，王安石的方向虽然对，虽然还是动态的理财术，但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候，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了桑弘羊的老路，也就是通过国家的权力，以行政的手段来干预市场，但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是不对的。”
“青苗法”和“市易法”，本质都是官方插手民间信贷，藉此于民间逐利。
所谓“青苗法”便是将府库里的钱粮，按低于民间高利贷的利率贷给农人，理论上可以帮助农人度过青黄不接之时，而官府又可以有效利用闲置资源，但实际上不说事与愿违吧，也可以说是背道而驰了。
而“市易法”则是商业贷款，也就是官府给商人放贷，或者贷款给官办的商号，去收购卖不出去的货物，看起来也挺好是吧？但是这直接导致了割韭菜式的强制借贷，以及官办商号通过“收购卖不出去的货物”的权力，低价买走了竞争对手的货品，最后形成垄断，赚取了大量的利差。
“那国师认为该如何充分活跃国内市场呢？”大皇子朱高炽这时候也起了兴致，他对这个问题，以前也有过一些思考。
姜星火思忖片刻，果断地答道。
“产权基础、中央银行、商业钱庄、公司制。”
国策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奉天殿内，姜星火并没有急着解释这几个名词的意思，而是认真看向殿内的高官们。
“任何变法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脱离实际情况去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就如同刻舟求剑一般，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那么请问诸位，王安石变法为什么要搞青苗法和市易法？这两个针对国内市场的法，基础是什么？只有搞明白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以史为鉴，看清楚眼下的大明到底需不需要变革国内商业，还是说继续在国内保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海禁的解除与海外贸易的开放，与国内的商业政策并非是捆绑的，如果没有必要性，那么大明国内完全可以如黄尚书所说，继续保持重农抑商的现行政策。”
姜星火的退步，让黄福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或者说，黄福对姜星火如此自信，颇为不解。
【海外贸易】+【重农抑商】的国策组合是否可行？
当然是可行的，对外贸易不代表让国内也充分贸易，虽然有点奇怪，但在短时间内，无疑是能保持住双轨制的。
当然了，如果时间线拉长，那么这种双轨制定然是不可行的，因为海外贸易的充分展开必然会带动国内贸易，到时候重农抑商就维持不下去了。
因此虽然姜星火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让步，但黄福并不觉得姜星火是真的在为了顺利推行变法而做出妥协，反而是某种胸有成竹的表现。
这时候反倒是魏国公徐辉祖开口答道：“王安石变法，之所以采用青苗法和市易法，基础应该是北宋国策，这点臣读史之时，倒是有些心得。”
“喔？”
朱棣有些意外地看了看这位马上要滚蛋去北边的国公，问道：“魏国公有见解，不妨仔细说说。”
这就是打算让武臣也发言一下了，毕竟刚才都是六部尚书在发言，而在明初这个时间节点上，其实武臣勋贵在朝堂中的力量和话语权，是不弱于、甚至可以说超过文官集团的。
“臣斗胆。”
被皇帝允许后，徐辉祖自然要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态度来，毕竟他和朱棣这个妹夫的关系可说不上好
徐辉祖站起身来拱手行礼，随即侃侃而谈：“臣以为，王安石变法的根本，都在于北宋政权推动的‘不立田制’与‘不抑兼并’两大国策。在宋朝以前，便如夏尚书所言，静态的理财术，无非是‘整顿’和‘节流’这两个手段，而其中的‘整顿’，便是清查田亩，调整田制，然而北宋继承了晚唐以来的两税法制度，国家收税收的是田地的税，而具体某一块田地归谁，国家并不在乎这一点，对于国家来说，只要田地的主人按时足额缴税，那么爱归谁归谁正因如此，北宋干脆彻底放开了田地交易的限制，不再确立某种类似于井田制、均田制之类的制度来维持税基，而是完全按田收税，不在乎田地性质和归属。”
“如此一来，田地其实就成了一样商品？”朱棣似乎明白了过来。
“便是如此。”
徐辉祖继续道：“田地成了合法商品，而田地买卖就变得频繁了起来，人口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地依附于田地，这样一来田地上农作物也跟着开始变成了商品，什么农作物在市场上卖得好，田地的主人就会种植什么，而这也就成了青苗法的基础若是在北宋以前，一块田地种什么，经常是几代人都不变的，如果不遭灾，很容易产生储备，北宋以后，农人则经常会考虑更换田地里的农作物，而一旦赔本，下一年购置种子就会捉襟见肘。”
朱棣又t了一个新知识点。
他也读过史书，但倒是真不知道青苗法与北宋的田地商品化有关系，想都没往哪里想，如今仔细想来倒是确实有些蹊跷为什么北宋以前就没人搞青苗法？若是说常平仓，但常平仓是直接放粮食调节的，也就是所谓的“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并非是以货币形式，也就是“青苗钱”来放贷。
如果百姓真的需要的是小麦或者水稻的种子，直接放种子就好了，何苦还要让百姓拿着钱再去买小麦和水稻种子呢？
答案自然是随着田地商品化的进程加快，田地里的农作物开始追求经济利益，不一定都种小麦、水稻等主食了，而是根据市场上的需求和价格来种植，所以才需要钱来买，而不是直接需要最常用的种子。
否则的话，青苗法难道真的是因为北宋就这么倒霉，年年灾害，年年百姓青黄不接，都得向人借钱？
“市易法呢？”
这时候魏国公徐辉祖反而不说话了，曹国公李景隆接过话来：“市易法的根子，其实也在北宋国策上，只不过不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国策，而是‘四民皆本’。”
在场一共四名五军都督府的武臣，也是未来的上将们，但显然，上将之间亦有差距。
淇国公丘福和成国公朱能，虽然打仗可能会比曹国公、魏国公厉害，但在其他方面，那就是完全的天差地别了靖难勋贵里95都是中下级军官出身的实战派，四年前丘福是千户、朱能是副千户，没有靖难这档子事，他俩一辈子都爬不到公侯伯的位置上，更遑论进五军都督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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