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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法家思想使“秦国”变成了“秦朝”，但是，这也造成了秦统一以后迷信法家学说的潜在危机。
贾谊在《过秦论》（中篇）中写道：“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从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所以秦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
法家认为，“民之内事，莫苦于民，民之外事，莫难于战1”。为了让人民努力耕耘、作战，必须让人民处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才能让他们听话。
也就是说，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2”
但是——但是法家没有意识到，当人民被剥削、贫弱到不能生存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仰仗统治者恩赐下的那一点点食禄，而要自己去夺食！
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将不复存在。
在“秦国”时期，外部矛盾远远大于内部矛盾，法家思想的弊病尚未显现。但是在“秦朝”时期，因为之外部约束力量丧失，君主的私欲极端膨胀，弱民理论被推向极致。
极端化的理论指导了极端化的政治实践。
北伐匈奴、南戍五岭、修阿房宫、造郦山陵……以至于“田租、田赋二十倍于古”。
同时，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曾说过这样的话：“重一奸之罪而正境内之邪……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3”
也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要重重的杀，猴子才能安安分分的。
当秦朝劳役进一步加重，为了镇压百姓的怨声载道，自然要更重的严刑峻法。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与其说导致人民暴乱的是“秦法”，倒不如说是过度的“劳民”。
但是统治者们没有料到的是——
过于严酷的劳役下，那些贵族们从没有放在眼里的升斗小民活不下去了，他们眼里淬着愤怒的火焰，从田间地头、从劳役之地、从长城脚下抬起了总是低着的头，握紧了手上的工具。
极度的剥削造就极度的反抗。于是，秦末陈涉吴广于大泽乡站起身子，振臂一呼——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李斯出神地看着天幕对于法家和秦朝内政的剖析。
他少年时“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后来修习法家的“术”、“势”。